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为捧杀中国 日本曾中招

我不是少爷

1月21日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：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8.7%。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，多家媒体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同时也有不少媒体不忘诋毁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。
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里，中国表现更引人注目。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，“听中国怎么说”已成为一种常态。
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，“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”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，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“9·11”恐怖袭击。而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，干脆直接打出了“中国已是超级大国”的题目。
于是，国际上开始热炒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。发展中国家希冀从中找到富国之路，发达国家也试图借此寻求复苏的灵感。但人们很快发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“中国模式”的深层动机，那就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。说白了，就是“捧杀”中国。
本报讯 2004年5月，美国人乔舒亚·库珀·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“伦敦外交政策中心”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北京共识》的论文，所谓“中国模式”从此“名声大作”。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，使所谓的“中国模式”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，认为中国以此将“拯救世界”。
英国《卫报》将2008年称为“中国模式年”。
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·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《历史的终结》一书中作出的“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”的断言，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他宣称：“近30年来，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‘中国模式’的有效性，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。客观事实证明，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。随着中国崛起，所谓‘历史终结论’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。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。”
伴随着对“中国模式”的热炒，西方国家似乎对中国充满了期待。
“近30年来，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‘中国模式’的有效性，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。客观事实证明，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。随着中国崛起，所谓‘历史终结论’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。”——弗朗西斯·福山
频繁热炒
热炒“中国模式” 鼓吹中国“拯救世界”
本报讯 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2009年11月14日发表的题为《中国人正在“改变我们”》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不久前，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，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，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，我们需要高质量。”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，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，但谁也没有抱怨。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。种植人参的兰迪·罗斯说：“几年前，我们种什么参都行。我们种的他们都买。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怎样让他们满意。他们正在改变我们。”
西方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“责任”
但西方对中国期待远非如此简单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：“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。相反， 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。”
与此同时，西方媒体开始热炒所谓的“G2”模式，认为世界已经进入“中美共治”时代。按照西方的逻辑，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，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“责任”。
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，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“G2”概念，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气候峰会上。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执行秘书德波尔指出，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%，没有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，很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。但事实上，作为发展中国家，中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着不同的责任。西方国家显然居心叵测，试图用气候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发展。
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、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分析说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“国际责任”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第一，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。西方认为既然中国富起来了，就应该“少享福”，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。例如，世界银行一再声称中国“已经毕业”，将不再是世行贷款的受援国。第二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。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，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。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，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。西方一再压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。第三，道义上的责任。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。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”。
解读：“捧杀”中国的权宜之计
对于西方国家的“捧杀”，日本《每日新闻》2009年8月3日的一篇题为《“捧杀”中国的权宜之计》做了很好的解读。文章写道，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“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”中，两国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，从宏观经济到金融市场，从气候变化到核裁军，虽然每一个主题都未能实现具体成果，但这次对话却为两国提供了一个“一起思考和探讨世界课题的平台”。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，这种“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”的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。
不过，文章进一步指出，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维持几年时间。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，储蓄率恢复以后，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？答案是NO。
文章称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“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”，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。然而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。20年前，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.1来捧杀日本。结果几年内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，陷入长期停滞。
文章最后说，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，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，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，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。
很显然，日本的经历为中国敲响了警钟。
以史为鉴
惨遭“捧杀” 日本一蹶不振
本报讯 中国目前的境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当年的处境。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，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，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鼎盛时期。一时间，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。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，信心膨胀的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10%。然而，正是因为“广场协议”的签订，日本经济几年后陷入所谓“失去的十年”。
西方热炒日本“在经济上战胜美国”
1979年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推出一本名为《日本第一》的书。此书一出，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，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，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。
当时，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。1952年，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(GNP)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/3；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日本的GNP与英、法两国的总和相等，超过美国的一半。傅高义在书中写道：日本地少人多，资源匮乏，二战中被美国击败且被军事托管，但战后日本却创造了一个经济神话，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。虽然日本在军事上没有打败美国，但通过经济战争却成功战胜了美国。傅高义在书中宣称，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
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，日本经济一如既往地高速发展。1985年对日本来说，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，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当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高达1000亿美元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，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。
当时，美国知名学者威廉·哈维在《硬币的金融学校》一书中写道，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击败美国，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日本人将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。美国金融大鳄乔治·索罗斯也在其著作《金融炼丹术》的后记中宣称，经济和金融大权正从美国向日本转移。
日本被迫“承担经济大国责任”，陷入长期衰退
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，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承担作为经济大国的责任，最重要的就是日元升值。这就有了著名的“广场协议”。当时，日本经济规模不断扩张、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，客观上也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。因此，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，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升值10%。
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，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。由于美元贬值，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，殊不知，他们所看到的所谓经济繁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“泡沫”。
由于当时日本企业还缺乏海外投资经验，对美国资产的大量收购其实非常被动和盲目，结果在期货、地产等市场都损失惨重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，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，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。他们的其他一些投资，如高尔夫球场等都也以失败告终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“泡沫”。
1989年底，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“泡沫经济”的严重性，进而采取措施阻止投机，结果使得股价暴跌，地价急剧回落。“泡沫经济”崩溃后，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，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，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，日本人称其为“失去的10年”。
在日本陷入衰退的同时，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，美国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摆脱出来，创造了长时间经济增长的奇迹。
从喧嚣一时的“购买美国”，到短短几年后“泡沫经济”的破灭，日本国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。经济圈内很多人士将其归咎于“广场协议”，甚至称这是美国的“阴谋”，表面上看也并不无道理。